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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陸磊談負利率：和PPI比還是很高正利率
10月26日，三季度國際國內經濟形勢分析會召開。中國人民銀行[微博]研究局的局長陸磊表示，6.9%的經濟增長充分反映瞭中國的經濟基本面。
以下為文字實錄：
陸磊：
非常高興能夠參加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的月度會議。這是我第一次來，感謝徐洪才[微博]博士的盛情邀請。
大傢知道，在過去一段時間，國傢發佈瞭經濟和金融數據，也恰恰在節氣霜降的這一天，24號人民銀行[微博]宣佈“雙降”：降息、降準。降準當中包括普降和定向降準。我們特別在意的一件事是存款利率的浮動上限放開瞭，我們認為，這是利率市場化的一個裡程碑意義的事情。在此之前，大傢可能也註意到瞭國務院的常務會議，之前發生瞭資本市場和外匯市場的價格波動，在這種情況下仍然堅定地推上海自貿區的金融改革，也就是說金融開放這件事不停步，利率市場化這件事也不停步。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底氣，就是因為我們對經濟運行態勢和金融運行態勢心裡還是有底的，認為6.9%的經濟增長充分反映瞭中國的經濟基本面，在一定程度上，金融市場的擾動在資金的供求關系和金融市場體制建設當中也帶有一定的必然性。因此，改革這件事、開放這件事還得往前推。剛才我聽瞭陳文玲老師對於國際國內經濟運行態勢非常詳細的介紹，我完全同意，所以就不重復，我更多地從另外一個視角跟大傢進行交流，就是宏觀調控和金融改革。
大傢知道，此時此刻正在開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將通過中共中央對於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稿，這個建議會對未來一段時間經濟運行、宏觀調控等各方面改革作出總的判斷。在經濟層面、在宏觀調控層面、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層面上會怎麼樣，我試著從一個比較小的視角，就是宏觀調控當中的貨幣政策、匯率層面上和大傢進行一些不太完整的交流。這裡我帶給大傢三個判斷：
第一個判斷，如果全球經濟像陳文玲老師所說的處於這麼一個狀態，流動性沖擊將是在未來一段時間宏觀調控包括貨幣方面必須高度關註的。這裡體現為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在基礎貨幣層面，這和主要經濟體有關，因為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是分化的，所以必然導致一些經濟體的匯率指數，我們說的貨幣指數會上升，另外一些可能下降。所以就會形成跨境的甚至是全球資本流動的流量、流向的擾動，這種擾動毫無疑問會通過所謂的溢出效應影響到中國。具體而言，從2013年外匯儲備的峰值是3.99萬億美元到現在9月末是3.51萬億美元，會出現這樣的變化。而這種外匯儲備的變化，自然而然會使我們在基礎貨幣投放機制中出現變化，原來央行[微博]外匯儲備不斷上升，導致對外投放的基礎貨幣不斷增長，因此為瞭避免國內的貨幣投放量過大，一般來說采取提高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的方式，再把這部分流動性鎖死於中央銀行。但是，現在這個情況發生逆轉和中國的主要經濟運行並無關系，這是因為主要經濟體出現瞭加息預期。很多國傢主權財富基金在幣種結構配置層面上的變化，下至一般老百姓，都會預期到某些貨幣會不會升值，另外一些會不會貶值，進而調整自己的資產比重結構。這就會形成一致性預期，這種一致性預期會形成一致性行為。大傢也看到瞭為什麼中央銀行在過去一段時間推出短期的融資便利、中期的融資便利等等貨幣政策工具，這是因為要對沖掉剛才所說的流動性沖擊，以避免我們國傢的經濟彰化個人信貸在貨幣和金融層面上出現不必要的擾動。所以，假設如陳文玲老師所說，境外的經濟和境外的貨幣局勢呈現這樣的變化，這種變化一直將延續到2016年的話，我們仍將在流動性沖擊環境下來安排好宏觀調控，我們稱之為溢出效應的影響。
流動性影響主要體現在如果中國經濟從高速向中高速，進入到新常態是不可避免的，勢必會出現過去在金融層面上或者是企業投資層面上的高回報時代的收斂，而這種收斂反映到貨幣和信貸層面上就會出現一個變化，就是說商業銀行或者是投資者面臨著的優質的融資方是不是還像以往那麼多，如果沒有那麼多，我們就要關註貨幣層數會不會出現相應的收縮。大傢知道，以往似乎這個社會充滿瞭投資機會，未來如果這樣的投資機會也是向下收斂的，我們就要關註貨幣擴張層面上會不會仍然像以往那樣旺盛，也是正因為如此，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要降息和降準，因為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就意味著金融體系的可貸資金量上升，而在可貸資金量上升的情況下，融資成本隨著金融機構總融資成本出現下降，就會有積極性向社會投入更多的流動性，這就是一個信用創造的過程。所以，基礎貨幣加貨幣乘數，兩者結合出來的結果是廣義貨幣供應量的結果。因此我們說，做任何事情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假定我們看到瞭主要矛盾是外部怎麼樣、內部又怎麼樣，這是兩個主要矛盾，我們抓住瞭，自然而然在宏觀調控層面上就可以看到，基礎貨幣怎麼擺，貨幣乘數怎麼改，這兩者做好瞭，大傢在2015年年底到2016年會出現，金融將不會成為卡脖子的要素。在過去的三個季度當中情況好不好？我們看到情況還比較令人滿意，因為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率在13%以上，信貸增長率前三個季度人民幣貸款9.9萬億，信貸增長率在15%以上，GDP6.9%，大數算7，CPI1.4%，前三季度算1.4，9月份是1.6，怎麼算也超不過2，無論是貨幣還是信貸都超過瞭這麼一個水平。因此，總的貨幣條件我們稱之為“中性適度”，還是偏寬松的。這裡面的方法論就是我們高度關註流動性的擺佈，避免成為遏制經濟增長的因素。
第二個判斷，宏觀調控很可能需要認識論上的創新。大傢也關註“十三五”時期或者說2016年乃至未來宏觀調控怎麼辦，就如我剛才所說逆周期，經濟上行時要擔心通貨膨脹，經濟下行時要擔心要素就業不充分，所以在宏觀經濟學意義上存在一條菲利普斯曲線，經濟好的時候擔心通脹。物價和失業率之間存在替代關系，所以宏觀調控永遠是逆周期的。但是這套方法論在當前是不是適用，這就反映出來，第一，我們的經濟所面臨的問題到底是周期性的還土信貸台中太平土信貸是結構性的，如果是周期性的，當然逆周期的宏觀調控一定是有效的，如果主要是結構性的，逆周期的宏觀調控就不見得完全充分有效。所以，我們就可以經常聽到江湖上或者學界，還有金融機構可能對宏觀調控的要求過高，這就是因為假設它真的是結構性問題，僅靠逆周期宏觀調控是不太能夠完整的優化經濟結構的，所以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的第一個子問題，為什麼需要理論層面的三個創新。
第二，宏觀調控是不是完全自主的，在教科書意義上來說，當經濟好的時候怎麼辦，經濟不好的時候怎麼辦，所以是完全靈活自主的。我們發現，還得考慮國際和國內兩個形勢，國際意義上來說，大傢觀察到瞭當主要經濟體加息或者降息時，這種溢出效應將迫使另外一些經濟體不得不采用手段，比如當量寬來臨時會發現輸入型通貨膨脹，當加息預期出現時，你會發現是否出現瞭輸入性通貨緊縮，大宗商品就是一個最好的晴雨表。關於這個問題自然而然會引至我們一系列中央銀行也好、宏觀調控當局也好非常關註的指標，我們清晰地看到瞭，為什麼CPI和PPI是背離的，這樣一種現象在教科書上是找不到的，生產者價格指數跌得比較深，跌到瞭5%以下，消費價格指數仍然是正增長，這怎麼回事？GDP平均指數基本在0附近波動，所以這就會引至我們通常所說的通貨膨脹這個概念產生問題。
我們還能觀察到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當央行在24號降息降準時，我也關註媒體的反應，有一些人說負利率時代來臨瞭，負利率用的是什麼指標？一定用的是CPI指標，因為當一年期存款利率降到1.5，而觀察到的9月份的CPI是1.6，存款利率似乎就低於瞭通貨膨脹率，如果用PPI指標呢？發現還是很高的正利率，這就形成大傢對一件事的認識上出現瞭分歧，怎麼辦？我們查找主因，大宗商品價格或者輸入型價格的波動是怎麼產生的，是因為國際市場上的定價貨幣主要是以國際儲備貨幣來做定價標準的，而這種定價標準隨著貨幣供應量預期會收縮時，自然而然反映到大宗商品市場上，這個價格就是下跌的，並進而傳遞到中國國內，就會發現生產的價值指數和更上遊的原料、燃料、動力購進價值指數會下行很快。這些背離會使我們觀察和采取相應的宏觀調控措施時也會有一定的考量，比如降息降準是不是有助於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和財務成本的好轉，是不是會對未來的通脹預期構成相應的影響？所以，在溢出效應比較大的情況下，宏觀調控政策的采取將變得更加復雜，它是解方程組，而不是解第一方程，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還可以觀察到，和中國的經濟結構有關，因為在教科書意義上來說，所謂的宏觀調控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一定是外生變量，就是說宏觀調控當局可以自由調整它，以滿足調控的方向要求，但是如果經濟增長目標過強，如果GDP增速仍然是各地方追求的主要目標，會發現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內生化將不是一個靈活調整的工具，這是為什麼？各地都以增長為主要目標，首先想到的是資金的來源，所以就會出現產業政策和投融資政策加以配合，進而財政就變得剛性瞭，一定要往裡投，進而在財政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就會仰求於金融市場，於是信貸和金融市場也變得剛性化，就必須去配合這樣一種增長目標。所以，到最後我們會發現，無論是財政支出還是貨幣信貸政策，都不那麼靈活、隨意可調整，所以不是一個外生的變化，它的自主性仍然存在一定問題。在未來五年即將進入到“十三五”時期，我們有沒有辦法使得財政和貨幣政策回歸到主流的、可靈活調整的宏觀調控的范疇當中，我想這應該是我們改革的基本方向之一。這是自主性問題。自主性問題有兩個：一是外部輸入，使得我不那麼自主。二是自身的經濟增長模式，導致我的工具也不那麼靈活，不那麼自由。
宏觀調控到底是總量還是結構，這在學界和政策調控當中經常會遇到這方面的爭論。怎麼看這個問題？我們會發現成熟市場經濟體，特別是以資本市場為主要的金融體系構成的經濟體，貨幣政策往往是總量性的。比如在美國當聯邦基金利率發生調整時，債券市場、股票市場上都會出現相應的變化，因為無風險金融資產是一個定價基準，它變瞭，所以隨之而來的一系列金融市場的價格都發生變化瞭，所以是總量性的。但是，如果是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這就很神奇地出現瞭一些問題，因為銀行是金融資源配置的選擇方，所以當利率或者是存款準備金率發生變化時，銀行可以選擇向誰或者不向誰提供融資，因此我們經常說，隻要你是銀行主導的宏觀調控，在傳導機制上會帶有結構性，而非完全的總量性。所以大傢要理解，為什麼我們說區間調控加定向調控，為什麼要對小微、三農這些經濟的薄弱環節要專門進行存款準備金率的定向下調，為什麼對於國傢開發銀行的棚戶區改造給予的政策工具，就是因為我們發現本身在傳導機制上會帶有結構性，這種結構要通過另外一種結構進行糾正。所以，光懂教科書的人不太能理解總量和結構，這不意味著我們被結構鎖死，所以我們要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要發展更多的發展直接融資，因此我們相信，在“十三五”末期，也就是到2020年，我們期望直接融資占全球融資的比重能夠從現在的17%上升到25%，我們期望有更多總量性，而非結構性。這是關於宏觀調控的認識論上的一點理解，這是我的第二個觀點。
新聞來源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51026/11382357925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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